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村靠着优质的矿石资源成为安吉“首富村”，却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等代价。
这不仅是余村的挑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数十年持续增长，不少地方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压力，遭遇“成长中的烦恼”。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安吉余村考察，对余村主动关停矿山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两山”理论因矿而起，却早已超越了矿业，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重要国策。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习近平对“两山”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阐释如何辩证看待经济社会发展（金山银山）与生态环境保护（绿水青山）的关系。
57岁的葛元德身上有两道伤疤，一道在下巴，像卧着条黑色蚯蚓，一道在左臂内侧，像不规则的盖章。这是早年矿工生涯留下的印记。
葛元德是浙江湖州安吉县余村村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余村仅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个矿山、一个水泥厂，俗称“一厂三矿”。村里和葛元德一样的矿工有两三百人。
5820平方公里的湖州，高峰时期有矿山超千个——不到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矿山。位于长三角腹地、优质的石材、发达的水运，湖州一度成为华东重要的建材基地之一。当时的湖州人津津乐道，“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
“一厂三矿”让余村迅速成为安吉县“首富村”，但余村的青山绿水却在砰砰炮声和隆隆烟雾中变了样。在厂矿工作的不少村民落下了腰疼、尘肺病甚至终身伤残。
2003年1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同时，湖州启动全市矿山整治，余村厂矿从2003年起陆续关停。2005年8月，习近平视察余村时指出，“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历多年治矿改造，如今，余村已是远近闻名的3A级旅游景区，从“卖矿石”变成了“卖风景”、“卖文创”，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也刻在余村村头的一块大石头上，迎接八方来客。
后矿山时代的绿色生活
葛元德现在的工作是帮儿子葛军看店。3年前，葛军从杭州回到余村创业，主要销售手工艺竹制品和安吉特产。他在自家门前建起了一座庭院，取名“两山文创阁”。
安吉产竹，翠竹漫山遍野，这里还形成了方圆万亩的著名景点“中国大竹海”——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之地。
“你别小看竹子，全身都是宝。”5月24日，33岁的葛军告诉新京报记者，竹子的根可做根雕，笋做各种食品，竹篾编织竹帘、竹席，提取物可入药。
他从周边各村手工艺人家里搜罗竹制品，既有可收纳的竹篮、竹杯、洗帚等生活用品，也有竹雕老寿星、可悬挂的竹篾编灯等手工艺品。
文创阁自2018年10月1日开张，顾客络绎不绝。面对游客，葛军除了推介产品，还要讲解余村的历史文化，他专门开了间书画工作室，让游客能坐下来品茶、欣赏山水画。
作为从杭州回来的人，葛军自然不忘开淘宝店，第一个客户来自河北唐山，买走了几把竹椅。葛军的微信群有400多人，都是安吉各个村子的手艺人，文创生意的火爆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除了卖文创，余村的旅游生意还有很多。2005年开业的春林山庄是余村第一家农家乐，老板潘春林以前也是厂矿工人，关矿后，村里组织人出去学习考察，他是其中之一。春林山庄共四层，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人用餐、50人住宿，周末常常爆满。
现在余村已有40多家农家乐，地道的竹笋、土鸡等农家菜深受欢迎。不少农家乐老板们还在杭州、上海开起了旅游公司，专门承接大城市来客。
50岁的胡加兴从天荒坪镇引水，把村里的小河开发成了漂流河，两岸青山，碧水潺潺，“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村里有座矿山遗址公园，是葛元德曾经工作的冷水洞矿山改造的。山体复绿、路面铺设砾石，一条十几公里的林道从北面山上蜿蜒而下，一旁便是林下经济选种园，俨然天然花园，只有半山上部分裸露的石头显示着矿山的年代记忆。
“绿水青山”终于变成了“金山银山”。
余村每天要接待数千名游客，去年累计超过80万人次。2018年，余村村集体经济收入41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1378元，比2018年湖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高出1万元，比全省平均高出约14000元。
“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
学美术出身的葛军形容现在的余村是“一幅亮色调的画”，然而，在他小时候，余村还是一幅“灰色调的画”——天空发灰，河水发黑，连山上的毛竹都是枯黄的一片。
浙江地域“七山一水两分田”，余村山地多，粮食往往不够吃。葛元德的父亲、79岁的葛启山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份好时一个生产队能有一千块钱收入，三十几户人家，每家只能分到二三十块钱。
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创办乡镇企业，余村石灰岩储量丰富，于是，村里陆续建起了石灰窑、水泥厂、砖瓦厂，葛元德十几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在石灰窑工作。由于质地上乘，余村的石灰岩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石料主要销往上海、苏南等地，不少标志性建筑如上海中心大厦、京沪高铁、磁悬浮等，都采用湖州的石料——“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湖州人对此津津乐道。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石灰窑，最早的时候挣36块钱一个月，抵得上过去一年，后来涨到500多块钱一个月。”葛启山记得，生产队用石灰去外村换稻子，一下子解决了吃饭问题。靠着在矿上跑运输，葛家1996年建起了两层楼房，是村里最早有卫生间的房子。
不仅余村，整个湖州都在开矿。65岁的张兴江是吴兴区道场乡原矿业公司总经理，他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州开矿达到最高峰，最多有超过1000个矿山，光道场乡便有37个矿山，“只要有河道、有矿山的，基本上都会开矿”。
“一厂三矿”让余村摆脱了贫困，成了安吉县“首富村”，却也使得余村在炮声中变了样。
葛元德工作的冷水洞矿山，一天大炮小炮几百次，坐在两公里外的家中都能感受到震动。水泥厂离村子不到一公里，日夜生产，直径两米五的大烟囱排放烟雾，像一条黑龙，家里的桌子两个小时就能当黑板写字。
前厂后矿，把余村夹在中间。余村原党委书记鲍新民说，“工人们从矿上下班回家，脸上全是黑的，只看见两只眼睛，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61岁的村民施水根比喻，“灰尘像马奔跑在西北沙漠一样，下雨了河里的水就像米汤一样”。
安全生产也无法保障。一个矿山几十号人，有人在山上敲，有人在山下拉，那时候用的是铁镐、大锤、推车等原始工具，凿洞、放炸药、开山，把石头一车车运下来。
有个年轻人刚高中毕业，在矿山上被石头砸死了，还有得尘肺病的、留下终身残疾的。葛元德身上的伤疤便是在搬石头时，被碎石砸伤。不时还有石块飞到村里，砸坏村民的房顶。
由于地处上游，安吉县污染严重，下游区域也受到连累。1998年，国务院发出黄牌警告：安吉县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那个时候的开采没有规划，呈现出‘小、散、乱、污’的特点。”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龚西征总结。
“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2002年，浙江省提出建设“绿色浙江”；2003年1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同时，湖州启动全市矿山整治，2003年起，余村厂矿开始陆续关停。这在最初引起了部分村民的不解。关停厂矿后，村集体收入一下子从300多万降到了20万，这还是靠厂房出租得来的，连村干部工资都发不出。彼时龚西征在湖州市国土局工作，关矿时期他接待了数百名群众，纷纷要求政府给说法。
当时余村在厂矿工作的人有二三百人，葛元德记得，当时分成两派，有人坚决反对关矿，但也有人说开矿污染大，还是关了好。“当时思想认识不统一”，龚西征说，“矿山还是老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谁肯轻易关掉？”
就在大家迷茫之际，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余村，一段当时的视频资料显示，鲍新民讲述了关矿遇到的困境后，习近平这样答复：“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什么看着好就什么都要，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刚才你们讲下决心关停矿山，这个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总书记说要知道放弃，要知道选择。”时隔十多年，在余村村委会办公室，鲍新民回忆当年情景依然激动不已。
之后，湖州关停厂矿推进顺利起来。“按照‘减点控量、生态聚集’原则，湖州关闭矿山的速度很快。”龚西征说，如今湖州的在产矿山已从2003年的612个减少到不足50个。
炮声停了之后，接下来该干什么？“总书记当时提到了‘逆城市化’，说经济发展到一定水 平后会出现逆城市化，湖州与杭州、上海、苏州离得近，城市的人会选择住在农村、郊区。”鲍新民说。
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余村充分发挥竹乡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创产业，这才有了如今的“绿色生活”。
关停之后，如何治矿？
沿着葛元德家往后山走两公里多，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冷水洞矿山。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余村的一大景点——冷水洞矿山遗址。
按照余村的整体规划，关闭矿山之后村子分为生态旅游区、生活小区和农业观光区，矿山遗址则打造成矿山花园。
2005年，余村对废弃的矿山复耕复绿。以前裸露的山体种上绿色植被，回填矿底，铺上一层砾石。2016年，余村对冷水洞矿山进行再次改造，增设采矿类型的景观小品，每次看到眼前“炸药开山”、“抡着大锤敲石头”、手扶拖拉机等开矿的雕塑，总能一下子唤醒葛元德对那个肩挑背扛采矿年代的记忆。
龚西征告诉新京报记者，湖州是全国最早系统全面开展废弃矿山治理的地方，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景则景”的原则，湖州已累计完成废弃矿山治理300多个。
在湖州，还有其他废弃矿山“变废为宝”的案例。
花鸟市场经营者韦忠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花卉种植基地。2016年，经朋友介绍，他来到湖州三合村的华阳矿，意外发现这个“世外桃源”。
华阳矿2009年关闭后一度被遗弃，甚至成了垃圾场。韦忠良却一眼相中：山坡形成天然的围墙，地势高、晚上露水好，非常适合种植花草。2016年，韦忠良与镇政府签约30年，承包了包括平地和周边山坡共320亩土地。
六七月份，韦忠良的大棚里，数十万棵兰花、杜鹃、月季、草花清香扑鼻，昔日的废弃矿山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园。
长兴县和平镇的虹东石矿，通过修复回填，形成了一片种植面积570亩的水田；吴兴区道场乡九里红村，在原矿坑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可以垂钓、游玩的农场；超大型游乐园“龙之梦”项目也是在废弃矿山上建起来的。
目前仍然在产的不到50个矿山，则按照绿色矿业的要求进行生产。新京报记者走访多个矿山，若不靠近，很难发现矿山就在眼前。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才超说，如今他去矿上走一圈，“皮鞋都不沾灰”。
“开采技术的进步、更严格的环保要求，矿山已经不再是想象中高污染行业。”煤山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潘卫锋介绍，矿石经货车运输到料口、粉碎机，通过全封闭的运输管道到水泥厂，实现原料从矿山直接到水泥厂，路边的喷淋装置随时消灭粉尘。
2005年12月，湖州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绿色矿山，逐渐形成绿色矿山建设的整套规范制度标准体系。截至2018年，全市建成绿色矿山47家，建成率达到96%。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说，采矿可以彻底摈弃过去那种先破坏、后治理的陈旧模式，“矿业可以‘无痕融入’绿水青山。”
改变的不仅是矿山
在安徽、广东、甘肃、江西等地，都存在年产量上千万吨的大矿山。这些年，越来越多前来参观学习的外地采矿业人士对打造绿色矿山充满兴趣。
2018年6月，湖州举办中国矿业循环经济暨绿色矿业发展论坛，分享了多年来建设绿色矿山的理念、体系、标准，全面治理废弃矿山的经验。“矿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又是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元素，建设绿色矿山是矿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龚西征说，走持续发展之路才有出路，“转变观念是第一要务。”
观念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矿山治理上，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
胡加兴还记得，2007年他的漂流生意开业后，发了场大水，生活垃圾遍布河道，树枝上“彩旗飘飘”。胡加兴说，当时村民们还是习惯往河里扔垃圾。一段1998年的余村老视频显示，那时村里到处停着拖拉机，垃圾堆在路边焚烧。
2008年起，余村开始建设美丽乡村，改造村容村貌。现在，村民们会自觉将垃圾分类，集中处置，污水处理也实现了全村覆盖。
其实早在20年前，余村就尝试过发展旅游。1997年，余村投资几百万元修建隆庆庵，但因为环境差，没多少游客。如今，一位村干部计划将村里废弃的土地整成草坪，打造休闲、露营场所，“保持完好的青山绿水是现在要做的”。
“余村的变迁，与村民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鲍新民说。去年，鲍新民去了趟北京，他当选为全国百名改革开放先锋之一。在人民大会堂，他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握手。在国家博物馆，鲍新民看到展厅里展示着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就。
7月的安吉，天气炎热，溪水清澈见底，上游传来漂流游客们的嬉笑声。到了傍晚，余村一片静谧祥和，昔日矿山的“砰砰”声变成了如今风吹竹林的“沙沙”声。
晚风中，葛元德感到很惬意，帮儿子看店之余，他会侍弄些花花草草，还有从矿山捡来的奇石。“上一代种田，这一代开矿，下一代创业”，他如此总结葛家三代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