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煤炭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建议

李清亮

（国家能源集团销售集团，北京 100011）

　　摘要：“碳达峰”“碳中和”将对我国未来的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煤炭企业的发展将受到巨大挑战：节能减排将直接削减煤炭消耗量，新能源价格竞争力增强、将逐步替代火电，社会对煤炭环保认可度较低、制约煤企发展。未来数十年，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路径取决于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关系，分析认为：从短期来看，煤炭仍将是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从中期来看，我国逐步形成多元化的能源结构，煤炭还将是兜底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从长期来看，煤炭在我国资源结构中还将有一席之地，煤炭工业仍然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煤炭企业需要在经济竞争力、产业布局、物流供应、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等方面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碳达峰; 碳中和；煤炭企业；挑战；策略

　　引言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工业进程的加快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全球气温已经较工业化前上升了1℃，人类生存环境受到极大挑战。为了应对气温上升对气候变化的影响，2015年12月，全球共19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5℃以内；全球应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中二氧化碳占75%左右，而二氧化碳的90%来自化石燃料（煤、油、气）燃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称，2016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520亿t二氧化碳当量，按常规预计到2030年，全球排放总量最高可达580亿t二氧化碳当量；要实现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必须在2030年前将全球年排放总量削减一半（年均250t至300亿t二氧化碳当量）；为此，到2030年，煤电在全球电力供应中的比例需要由当前的33%左右下降至9%左右，到2050年下降至1%左右；同时，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52%左右和78%左右[1]。

　　近年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陆续作出了国家承诺，提出了碳中和时间表：芬兰为2035年、奥地利和冰岛为2040年、瑞典为2045年，丹麦、挪威、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南非、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智利等国为2050年，日本、新加坡等国为本世纪下半叶尽早实现[2]。美国（2020年底正式退出后近期又准备重入巴黎协定）、印度、澳大利亚等大国尚未明确碳中和时间节点。

　　以上提出碳中和时间表的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阶段靠前、能源结构转型时间较早，煤电装机比重较小、碳排放（如无特别说明均指“二氧化碳”，下同）水平较低、减排与碳中和的压力较弱。中国的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9年GDP占全球的16.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需要较高强度的能耗支持。作为世界工厂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转移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向全球出口了大量工业制成品，再加上能源赋存结构的特点，2001年之后，中国的出口量和碳排放水平同步快速上升，并逐渐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碳排放国（如图1所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201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9亿t（较2013年103亿t的高峰已开始回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约为欧美发达国家的2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

图1 1978-2016年中国出口与碳排放变化关系情况

　　尽管如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坚持履行减排义务，是《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2018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2019年又下降了4.1%），相当于减排52.6亿t二氧化碳，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3]。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kW以上。习主席的承诺体现了中国的勇气和担当。“碳达峰、碳中和”将成为我国“十四五”及中远期发展的重要主题。

　　本文将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阐述煤炭企业面临的挑战，回顾煤炭工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分析煤炭行业在未来我国的能源中的作用，并对煤炭企业的应对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1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煤炭企业面临的挑战

　　根据各国“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在减排的体量上，中国是最大的；在减排的时间安排上，中国是最紧迫的，中国将花40年的时间走完大部分发达国家50-70年走的路。这将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带来深刻的变革，煤炭及煤电行业首当其冲。

　　首先是数量冲击。从碳排放的来源来看，电力行业约占41%，交通行业占28%，建筑和工业占31%，其中的工业主要是钢铁、水泥、玻璃、化工、陶瓷等高耗能产业[4]。除了交通运输以外，以上行业正是煤炭的主要消费流向，在碳约束条件下，以上行业均面临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发电煤耗的下降、工业及民用锅炉效率的提高、电炉炼钢技术的提升、电气化进程的加快等都将直接降低煤炭消耗强度。以电力行业为例，2020年，中国火电行业规模以上供电标准煤耗为305.5g/kWh，如果按照理论系数折算，单位碳排放量在600-700g/kWh左右；随着老旧机组的退役、改造，如果煤耗下降至当前260g/kWh的先进水平，那么单位煤炭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均会明显下降。

　　其次是价格冲击。在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降低煤电比重、以至减少煤电绝对数量，必须跨越式增加非化石能源装机的容量及电量。近年来，风力、光伏等装机的发电成本显著下降，在补贴逐步退出的情况下，初步具备了与煤电竞争的实力。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过去10年，全球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2%，陆上风电下降了39%。2019年，在并网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中，56%的成本低于最便宜的化石能源发电，并且这种超越在加速[5]。国内风电、光伏指导价与燃煤标杆电价不断趋近，2020年，全国风电、光伏指导价与燃煤标杆电价价差已经非常小，大部分省区控制在了0.1元/kWh以内；各省区风电与燃煤标杆电价的算术平均价差为0.06元/kWh，光伏为0.09元/kWh，少部分风资源丰富省份出现了倒挂。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光伏发电的平准化成本在0.2-0.41元/kWh之间；陆上风力发电成本在0.29-0.43元/kWh之间，到2025年和2030年还将分别下降至0.25元/kWh和0.21元/kWh左右[6]。再考虑碳排放成本的增加，煤电机组的价格竞争力将出现趋势性下降，最终导致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大幅增长，煤电将不断被可再生能源挤出。

　　面对节能减排压力的增加和价格竞争力的趋弱，下游行业承受的压力必然传导至上游的煤炭行业，煤炭消费量势必出现长期趋势性减量。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测算，以2018年全球80亿t的煤炭消费量为基点，按照没有碳约束的常规发展路径，2030年全球煤炭消费量为75亿t、2050年为62亿t，2018-2050年年均下降0.8%；按照碳中和发展路径，2030年全球煤炭消费量为53亿t、2050年为6亿t，2018-2050年年均下降7.8%。由于立场、方法的不同，测算数据仅作参考、准确性有待斟酌检验，但在碳中和情形下，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基本确定，全球煤炭产业必然经历剧烈的重塑过程。

　　最后是社会认知的冲击。随着雾霾、气候变暖等环保压力的不断增大和页岩气、可再生能源的强势崛起，社会各界对煤炭行业发展普遍悲观，投资界转向绿色金融、转向可再生能源的风口，加大对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表现的审查力度，对煤炭行业唯避之不及。据有关报道，在澳大利亚，许多金融机构不再参与煤炭融资，保险公司不再为煤炭投资承保、续保；澳三大电力零售和发电企业之的澳洲能源公司(Energy Austra1ia)认为，60%的火电站将在未来20年内关闭，按目前电价估价方法推算,上市煤炭企业最多可以维持8年。

　　2 煤炭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煤炭工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

　　我国是一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煤炭就一直是支撑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能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累计生产煤炭920亿t[7]，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累计生产850亿t[8]、2001-2020年累计生产612亿t，约占全国一次能源产量的四分之三，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的能源保障，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卓越贡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国煤炭工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炭产量为3200万t。1978年，我国煤炭产量为6.18亿t。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改革创新，四十多年后的2020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39亿t，实现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型发展。再过四十年，正好是碳中和的2060年，煤炭工业需要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从人类能源利用的发展史来看，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方向，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和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刺激了煤炭消费，1840年-1910年，煤炭消费由不足10%逐步上升至超过50%、替代生物燃料成为主要能源，历时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内燃机的广泛使用使得1920年-1970年期间油气消费快速增长，1960年油气消费比重与煤炭基本持平，到1970年油气消费已是煤炭的两倍，历时50年；全球能源结构经历了从以煤炭为主的阶段，到以油气为主的阶段，当前正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导下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阶段过渡，煤炭在能源替代演进中的角色弱化是大势所趋。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来看，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既高瞻远瞩顺应历史潮流，又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社会经济需要在给定碳约束条件下实现绿色高质量增长，煤炭工业需要为此提供能源保障、完成绿色转型升级，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历史贡献。任何不切实际的激进式能源结构转型，不利于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新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国家能源供应的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

　　2.2 煤炭工业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未来数十年，我国煤炭及能源工业的发展路径取决于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关系。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实现节能减排与“碳达峰、碳中和”。

　　2.2.1 短期情形

　　从短期发展形势来看（2021年至2030年），煤炭仍然是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应保持在年均5%左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9]。2020年，我国GDP突破100万亿元，按照5%左右的增速测算，到2030年，我国GDP将较2020年增长三分之二，达到160-170万亿元。经济体量的增长要求更高效率、更大规模、更加安全的能源供应。首先，在供应能力方面，如图2所示，2020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为22亿kW，其中，煤电10.8亿kW、占49.1%，风电太阳能合计5.35亿kW（并网）、占24.3%；我国发电量7.62万亿kWh，其中，煤电5.17万亿kWh、占60.8%，风电太阳能合计7276亿kWh、占9.5%。按照我国的碳达峰时间表，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装机达到12亿kW、甚至15亿kW以上，以当前的出力情况测算，风电、太阳能很难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还需要新建部分核电、水电、（严格控制的）优质火电等进行补充。其次，从实际操作方面，风电、太阳能出力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波动性，随着装机的大量增加，其消纳问题、电网系统的平衡问题将会凸显，价格形成、市场设计等机制运行尚不顺畅，智能、控制、储能等关键技术尚需研发突破。此类问题将严重制约可再生能源的发挥空间，需要在较长时间逐步加以解决。比如，在极端天气情况下，2021年2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停电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新能源出力不稳定、煤电装机占比低及利用小时下降伴生的系列问题。

数据来源：中电联

图2-1 2020年发电装机容量分布（亿kW）图2-2 2020年发电量分布（亿kWh）

　　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量为49.8亿t标煤[10]，其中，煤炭约41亿t（进口3亿t）、占56.8%[11]。到2025年，根据《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12]，国内煤炭产量控制在41亿t左右，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t左右。到2030年，根据《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13]，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t标煤以内，届时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5%左右，假设天然气达到15%、石油消费比重维持于19%，煤炭消费仍将占据41%的比重、对应约36亿t煤炭。考虑到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以及油气的碳属性，如果没有系统性的突发事件影响，煤炭消费比重有可能还在45%左右、对应约39亿t煤炭，也就是较2020年比重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可见，煤炭消费在“十五五”时期将逐步减少（如图3 所示），但煤炭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能源供应主体。

　　因此，预计在2021-2030年期间，可再生能源运行机制和技术能力逐步完善进步，供应能力逐步增强，将主要占据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量部分、主要实现增量替代，尚不具备快速大量替代煤电存量的条件。该时期处于我国煤炭消费的峰值平台的后半段，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会改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汇编、BP能源统计

图3 中国煤炭需求情况（1978-2030年）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数据有略微处理、不影响结论，预测值仅作趋势性示意

　　2.2.2 中期情形

　　从中期发展形势来看（2030年至本世纪中叶），我国逐步形成多元化的能源结构，煤炭仍将是兜底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在此期间，由于经济体量的增长及质量的提升，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至3-4%区间，逐步进入中、高等发达国家行列[14]。我国煤电机组进入退役高峰。如图4所示，上世纪90年代，我国火电装机进入投建小高峰期，按照30-40年的设计寿命，这部分机组会在2020-2030年间逐步退役。从2003年至今，我国火电装机进入投建大高峰期，这部分机组将在2030-2060年间逐步退役。随着新能源装机的增加、电力市场新机制和电网调控技术的成熟，退役火电机组的电量将被可再生能源装机和先进优质火电装机替代。在此阶段，新能源对煤电的替代将由以增量替代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存量替代为主，煤炭消费比例及绝对量均进入趋势性缩减周期，但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中的兜底保障作用不会改变。

数据来源：中电联、Wind数据库

图4 中国新增装机情况（1978-2020年）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没有将火电装机与煤电装机区分开

　　如图5所示，在能源转型较早的欧洲，经过二三十年的低碳化发展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欧盟煤炭消费量一直维持在10亿t以上，处于数量高、比例降的状态。随着能源转型，90年代后，其煤炭绝对消费量及比例双降。现在，欧盟可再生能源（含水）消费比重已经超过煤炭，但煤炭仍然很重要。

数据来源：BP能源统计

图5 欧盟煤炭与可再生能源消费情况（1965-2019年）

　　2.2.3 长期情形

　　从长期发展形势来看（本世纪中叶以后），煤炭在我国资源结构中还将有一席之地。在此期间，预计我国经济仍有2-3%的潜在增速。经济增长必然需要能源支撑，按照本世纪中叶的“碳中和”目标，即使是理论化的BP预测和IPCC预测，煤炭仍然有发展的一席之地。首先，“碳中和”并不是零碳排放，随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的大量增加、碳捕捉储存利用（CCUS）技术的进步，煤电及煤炭仍然有存在空间。其次，全社会仍然需要大量的煤基化工产品，煤炭可以实现从以燃料利用为主到以原料利用为主的转变。再次，随着新能源发电的大量增加，需要大量增加灵活性煤电机组发挥调峰作用，煤电项目可以保障合理收益；2018年我国灵活性调节装机比重为5.9%，预计2025年达到9.4%[15]，远低于欧美国家当前水平（美国49%、西班牙34%、德国18%）[16]，发展潜力较大。最后，考虑到我国油气缺乏的能源赋存结构，作为届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保障我国能源供应的稳定和安全。因此，从长远来看，煤炭工业仍然可以走出一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3 煤炭企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带来趋势性影响，煤炭行业唯有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深刻认识能源趋势变革的必然性与紧迫性，抢抓时间窗口、坚持绿色转型，才能化危为机、危中寻机，为我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出新的贡献，为“碳达峰、碳中和”历史大背景下世界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中国方案”。

　　3.1 坚持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的价值链

　　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煤炭在能源供应的规模性、稳定性、经济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绿色环保属性方面处于绝对劣势。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迫近、替代能源技术及机制的进步，煤炭原有的优势可能被新能源全面超越，应寻求在绝对优势可能全面退化的情况下发挥出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生存的空间。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个提升自身价值竞争力、补短板强长板、降本增效的过程，就是一个行业整体提质升级、行业内部优胜劣汰的过程。第一，增强核心竞争力。参考美国的情况，在停建煤电机组、大规模发展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后，美国煤炭产量出现断崖式下降，2019年，美国煤炭产量为6.4亿t、较高峰的2008年下降40%；煤矿669处，煤炭从业人员52804人；单矿及单员效率远超中国平均水平（2019年38.5亿t对应5300处及340万人），我国煤炭行业的效率提升空间还很大。要彻底摸清家底、合理做好规划，统筹生命周期、优化生产布局，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煤矿，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手段，提高单位生产效率、提高安全作业水平、提高产品成本竞争力，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实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能源结构状态下，均能为国家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第二，补足自身短板。坚持绿色发展，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和节能减排工作，因地制宜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井下洗选等绿色开采技术，降低生产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实现从耗能污染型到绿色环保型的转变。第三，优化产品结构。推进煤炭产品精细化升级，严格限制劣质煤销售使用，支持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扩大冶金、化工等高附加值煤炭生产，提高产品综合利用效率和价值，实现以燃料煤为主向原料煤为主的转变。

　　3.2 坚持多元化发展布局，不断建强企业的产业链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为了缓解煤电行业之间的矛盾、合理划分市场和企业的边界，大多数情况下我国选择了企业内部化的方式来解决有关问题，国内主要的煤、电企业在“煤电联营”的政策引导下实现了“煤中有电”“电中有煤”，并以此为基础不同程度地构建了煤、运、电、化的一体化产业链条。这种产业的纵向一体化，更多地是在内部处理“蛋糕切分”的问题，对于上下游的波动风险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是对系统性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待强化。比如，煤、电都是典型的强周期行业，在宏观经济波动中同频共振，难以进行逆周期调节；在“碳达峰、碳中和”趋势下也是同向变动，很难实现风险转移。这就对企业的产业链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从纵向为主的线条发展转向横纵结合的网络发展，并通过有侧重、有先后的布局构建立体产业网络“大协同”。一方面，有效提升纵向一体化运行的质量。做好大物流运输，利用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实际和“公转铁”的时机，加快发展反向运输和大物流运输，既提升交通运输的环保水平又优化铁路运力配置。做优煤电大事，坚持节能优先战略，做精增量、做实减量、做优存量；持续提升大容量、高参数、低污染煤电机组占比，加大热电联产，积极参与灵活性煤电机组改造及市场运行；深度参与碳交易、加强碳资产管理、探索碳金融操作。做精现代煤化工，着力降低煤化工碳排放强度，产品向专用料、精细化学品等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为国内消费大循环提供高质量产品。另一方面，显著增强横向一体化的实力。抓住能源大变革的时机，利用资金和区位优势，大力投资发展新能源，以之作为企业转型的关键手段，以之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投资大循环的关键举措；利用煤电稳定灵活的优势协同布局新能源，推进塌陷区光伏发电，探索发展储能、光热、地热、分布式能源等新兴产业，加快“风光火储氢”一体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人的转型是关键，要实现煤、电行业职工向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分步代际转移；“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矿工人由530余万人下降到340万人左右[17]；可再生能源行业需要较高的人力投入强度，2018年全球范围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内就业人数达到1100万人，其中39%在中国[18]，已超过煤炭行业的就业人数。

　　3.3 坚持现代化发展方向，不断优化企业的供应链

　　传统化石能源的升级，重点是要摆脱对原有的资源-资本-劳动要素组合的路径依赖，做足机制设计、技术进步的文章，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增强企业对供应链的控制力，进一步畅通国内能源流通大循环。在机制设计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维护来之不易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保障煤炭市场大盘的平稳运行和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参与现货、期货等交易模式，规范交易规则，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通。在技术进步方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建立现代煤炭智慧物流体系，深度参与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平台为桥梁，连通生产、加工、运输、储存和消费等供应链各环节，实现线上线下渠道融通、一站式服务和精准营销，构建“大营销”网络：针对市场规模缩小的趋势，能够敏锐发现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合理调配资源流向、最大化实现产品价值；针对需求波动更大的趋势，进一步提升煤炭集运、中转储配能力，建立反应迅速的煤炭应急供应机制，切实保障用能安全。

　　3.4 坚持绿色和谐理念，不断拓展企业的生态链

　　良好的行业生态是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从狭义上讲，要着眼构建绿色的生物生态系统。继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建设绿色矿山，持续提升矿井水综合利用率、煤矸石综合处理率等指标；同时，利用矿区土地资源，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提升土地复垦率、矸石场覆土绿化率，促进矿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最大限度降低行业发展的生态成本，最大努力增加属地森林碳汇容量。从广义上讲，要打造和谐的商业生态系统。根据《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十四五”期间全国煤矿数量控制在4000处左右、较2020年减少700处左右[19]，碳约束条件下有限的市场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要强化行业顶层协调设计、避免过往发生过的无序竞争，强化企业规划布局、避免盲目突击式的投资转型。围绕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结合沿线环境承载力和能源结构，布局优势项目、开发优质资源。强化ESG绩效导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逐步树立清洁绿色的品牌形象，更大范围内赢得社会的认可，更大程度提高行业的影响力。

　　3.5 坚持科技第一生产力，不断做实企业的创新链

　　加强科技创新是培育煤炭发展新动力的根本途径，是开拓行业发展新格局的有力抓手。首先，加大科技投入。2019年，全国研发投入为1.4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1.32%；煤炭行业研发投入109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0.44%[20]。这表明煤炭行业的研发强度尚有很大提升空间。其次，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能源“清洁化”“低碳化”“智能化”三大现代能源技术领域，重点布局煤炭安全绿色开发、智能发电等攻关方向，在CCUS、储能、氢能等世界能源发展前沿取得突破，建成一批示范工程，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科技人才评价和业绩考核机制，强化市场对研发资源的调配作用，以实际需求和问题为导向，更加紧密地结合生产和研发，畅通政策、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创新链，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2018年10月8日, https://www.ipcc.ch/report/sr15/

　　[2] 郭伟、唐人虎. 2060碳中和目标下的电力行业，能源，2020（11）

　　[3] 生态环境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2019年11月, http://www.mee.gov.cn/

　　[4] 杜祥琬. 双目标引导中国能源革命，内部资料

　　[5] 杜祥琬. 双目标引导中国能源革命，内部资料

　　[6] 曹艺严、陈济、刘秉祺、Adair Turner、朱思捷. 电力增长零碳化（2020–2030）：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能源转型委员会、落基山研究所，2021年1月

　　[7] 辉煌五十年_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成就透视，煤炭企业管理，1999（11）

　　[8] 陈养才. 数说煤炭工业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煤炭工业，2019（1）

　　[9] 黄群慧. 于变局中开新局：“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内部资料

　　[10] 刘文华. 能源供应保障有力 能耗强度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1/t20210119_1812582.html

　　[11]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12] 煤炭工业协会. 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3]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 https://www.ndrc.gov.cn/fggz/zcssfz/zcgh/201704/t20170425_1145761.html.

　　[14] 黄群慧. 于变局中开新局：“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内部资料

　　[15] 中电联，《中电联：煤电机组灵活性运行政策研究（摘要版）》, 2020, http://news.bjx.com.cn/html/20200702/1085571.shtml.

　　[16] 韩舒淋、徐沛宇. 碳中和——中国的雄心与软肋，财经，2021（3）

　　[17] 煤炭工业协会. 煤炭工业“十四五”人才队伍建设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8]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可再生能源和工作年度报告2019chrome-extension://ibllepbpahcoppkjjllbabhnigcbffpi/http://statics.nengyuanjie.net/2019/0624/20190624115053316.pdf

　　[19] 煤炭工业协会. 2020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

　　[20]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 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http://zhs.mof.gov.cn/zonghexinxi/202008/t20200831_35780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