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高叔坤，很少向人透露自己的矿工身份。在这条路上，他和父亲已经走了50年。

　　26年前，17岁的高叔坤在“脱离农村，拿高工资，吃商品粮，享受城市户口”的诱惑下，毅然告别“当民办教师挣工分”的生活，走后门进了父亲所在的煤矿。

　　高叔坤对煤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印象深刻。政企分开，自负盈亏后的部分煤矿企业，少了政策的支持，后继乏力。矿工的工资待遇、社会地位随之下降。

　　而后遍地开花的小煤窑成了一些国营大矿的噩梦。小煤矿对本属国有大矿的煤炭资源的疯狂盗采，使得在地方利益纠葛下的国营煤矿举步维艰，矿工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

　　高叔坤很怀恋早期的矿工生活，但他明白，有些东西一旦逝去就不可能再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南大学生的矿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受到全国关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也作了批示。近日，记者走进了一对矿工父子的生活世界。

　　长沙通往宁乡煤炭坝的公路上，运煤的大卡车时不时搅得阵阵尘土飞扬。并不宽阔的水泥公路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坑。当地百姓说那都是超载运煤车惹的祸。“有它们的存在，再好的公路也管不了几年”。

　　时间回到1981年1月，17岁的高叔坤第一次下矿。那时，高叔坤的父亲高胜吾已在矿上打拼了20多年。

　　高氏父子所在的煤矿位于湖南省宁乡县煤炭坝镇，在当地，那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国家大二型企业。现在，“煤炭坝煤矿”的官方称谓已不复存在，它早已改名为长矿集团跃进煤矿。现在，矿区内50年前的窝棚已被楼群替代，街道中央T形台上的本土模特，描摹着大城市里前辈们的表演姿势，载歌载舞地推销着某个厂家生产的皮鞋。

　　高叔坤和父亲都明白，这么多年来，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的矿工身份，似乎以后也不会改变。

　　最初运煤靠肩挑

　　现在，67岁的高胜吾已退休在家。老伴几年前中了风，虽然不是很严重，但行动起来多少有些不便，因此带孙子做家务的活大多落在了高胜吾身上。高叔坤并没有和父母一起住，14年前买下的那套50见方的房子实在住不下太多人。

　　相比之下，1940年出生的父亲高胜吾，阅历满腹。在煤矿上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的他，如今已近古稀。

　　高胜吾本是农民。到煤炭坝煤矿工作时，正是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高胜吾清楚记得，这个清朝就存在的煤矿，在大跃进时期成了乡政府的铁矿基地，直到大跃进的“风”刮过后才恢复正常生产。

　　高胜吾经常对儿子说，你们这代煤矿工人很幸福，“我当初刚进矿的那会，煤是用肩一筐一筐挑出矿井的”。那个时候，高胜吾18岁。“400米的斜井一天要跑几十个来回，而一趟要挑上百斤”。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下，矿上提出口号，“要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不久之后，高胜吾的任务从最初的600公斤提高到了800公斤。没过多久，领导又告诉他，“你还有200公斤的潜力，从明天开始你的任务是1000公斤！”

　　“矿工是领导阶级一部分”

　　“大跃进当年，阶级成分不好、开会缺席或者完不成任务的，要在批斗会上挨批斗。”高胜吾的成分不好，最怕被批斗。“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就自己加班，10个小时完不成就工作12个小时。”只是，当初的条件比起现在差很多。

　　“从斜井下去后，巷道是水平的，矿工两边开采，事故经常发生，一年死一人很正常”。后来矿上安装了蒸汽机，并有了铁轨。“不过铁轨的铺设相当不专业，轨道是木材做的，上面钉一层竹子，一次只能运一吨煤。”

　　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煤矿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一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管是农村还是乡镇，“一家能出个煤矿工人是相当光荣的事情”。那个时候，高胜吾每个月都能从矿上领到36元的工资，而这些工资保证了高叔坤4兄妹的基本生活。

　　1966年，在井下挖了8年煤的高胜吾被调到了销售科，负责煤炭的装卸。那个时候高胜吾就想，如果有一天，儿子高叔坤也能像自己一样进煤矿工作应该是件很好的事情。

　　下井挖煤前，高叔坤的身份是小学民办教师。从1980年高中毕业到下矿挖煤，高叔坤的教师身份维持了一年。高所在的学校，位于湖南省宁乡县沩山镇芦花大队。当时，高叔坤所在的农村地区，教师奇缺，“只要是识几个字的人都做了民办教师”。高叔坤所带的班有30多个人，高几乎负责班上所有的教学工作，“最初我连音谱都不知道，只好学几首革命歌曲教给学生”。

　　高叔坤说，当时的民办教师一年能挣3000个工分，10工分等于一个劳力，一个劳力一毛三分钱。因此，累死累活一年，也只能挣两百多块钱。高叔坤清楚地记得，“当时猪肉是7毛6一斤，大米1毛3分8。”

　　此时，父亲高胜吾所在的煤矿却是另一番光景。“父亲一个月54元的基本工资，几乎抵我干半年。并且有医疗保险、免费体检，还有退休金”。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高胜吾，已是拥有城镇商品粮户口的国家工人，“这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相当诱人，却可望而不可即”。

　　为进煤矿走后门

　　“矿工是国家工人，矿上招工要按计划、凭指标，并要求身体素质高，政治表现好。为了得到这个煤矿工人指标，镇上的干部子女要走关系，户口在农村的更是要削尖脑袋”，高叔坤说自己正好属于后一种。

　　当时，已经在矿上工作了20多年的高胜吾已脱离了采掘第一线，“从事小小的管理工作”。“矿上考虑到父亲1958年就在下井挖煤，就照顾性地特批了一个指标”。但这并不足以保证高叔坤能如愿进矿，“给领导送了几包3块5的常德烟和1块5的一瓶酒才解决问题”。

　　高叔坤清楚地记得，同进去的200多人当中，60%的是有关系的农民，40%的人父母在镇上吃商品粮。“很多人把煤矿作为跳板，拿了商品粮户口再通过关系调到其他单位”。

早期的生活很风光

　　1981年1月，高叔坤完成从农民到国家工人的转换。在矿区的第一天，迎接他的是为期两个月的学习班。

　　高叔坤记得，培训的时候每月发36元的基本工资，“比民办教师高得多”。而培训的内容相当复杂，“采矿基本概论、地质资料基本概论、安全生产知识，矿区地形地貌，矿井工程质量”。另外，还有15天的民兵训练和下井实习。当然，“计划生育也是培训的重大课题”。

　　“培训很严格，跟现在7天的农民工速成班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而且，培训结束后会安排考试，通不过的指标就要让给别人”。即便是过了考试这一关，还要经历6个月的适应期才能转正签约，矿上要求每个人在转正申请上写明“干一辈子”，然后才能签一种叫做“全民所有制工人”的合同。

　　培训完后就得下井。“井下又脏又乱，巷道最低的地方才1米，必须猫着腰往里爬。有些矿道异常潮湿，工作服又很破，屁股都露在外面，农村的衣服都比这个强”。作为新下井的工人，技术和经验的缺乏使得高叔坤必须从最辛苦的工作干起，“起先做的是小工，在矿道里运材料、拖煤”。

　　矿上规定，“每天3班倒，每月必须工作23天以上”。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高叔坤起初并不适应，“在农村天亮就起床，天黑就回家，刚开始三班倒的时候，白天睡不着，晚上一睡就过头”。不过，让高叔坤满意的是，辛苦的付出很快就有了回报。

　　“那时全国一盘棋，我拿的是八级工资中的第四级，基本工资54元，井下津贴20多元，效益奖金20多元，最多的一个月拿了100多元。当时，矿上领导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不大，活得很轻松”。在高叔坤看来，当时已是小康，“矿上的工作餐不要钱，每顿都有肉，15元就可以搞好一个月的生活”。

　　除了优厚的工资待遇，当时矿工所处的社会地位也让高叔坤满意，“同村的人都非常羡慕，好多人要给我介绍对象”。

　　市场经济的“辛酸幸福”

　　高叔坤没想到，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全民所有制工人”这顶帽子还是能戴在头上，而且这一戴就是一辈子。

　　在高叔坤的记忆里，矿区在1984年后慢慢有了变化。“从1984年开始，国家政策规定，在井下一线工作15年以上的，家属可以农转非，家属能吃商品粮。”那个时候的高叔坤，早已不是矿井里面的“新兵蛋子”。在井下，他完成了从小工、大工(放炮员)，到一线领导的转变。“采煤队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我都做过”。

　　再后来，高叔坤记忆里竹子加泥巴的窝棚在矿区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家属楼和日益热闹的街道。高叔坤一家也从农村搬到了镇上。随后的改革中，高也从中受益。1993年，高叔坤所在的单位分房高叔坤花4000元钱买下了一套70%产权归个人的50平方米的房子。

　　矿区的兴旺在随后的企业改制中得以延续，但高叔坤却觉得自己的生活起了变化。

　　高叔坤说，1996年后，矿上开始政企分开，自负盈亏，国家开始对这家国家大二型的“断奶”。“之前，国家制订计划，下达任务，给工资给奖金，跟政府里面做事没什么两样”。而此后，这种“政府待遇”逐渐远离矿区，高叔坤觉得煤矿工人的生存状态亦受到影响。“90年代末，没有政策支持了，我们的日子开始滑坡。”

　　不过，高叔坤明白，尽管自负盈亏，但企业仍在发展，只是相对于不断加薪的

公务员和日新月异的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煤矿工人落在了后面。“80年末，我的工资一个月是400多元，在全国来说都是相当风光。到了90年代中期，月工资涨到700多元，与其他行业相比没有什么差距，后来差距逐步拉开”。

　　“我们矿上70年代参加工作，2003年退休的人，现在的退休金是600多元，而政府部门的却是1600。”让高叔坤感受深刻的是，改革的进行，人们的观念也随之转变，“从那时起，煤黑子不再是以前受人尊敬的国家工人，很多人开始瞧不起我们。”

　　小煤矿带来灾难

　　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辛酸幸福”相比，80年代末期出现的非法小煤窑开始像噩梦一样缠绕高叔坤。“在宁乡煤炭坝，一个国有大矿周围寄生着几十个小煤矿”。

　　高叔坤说，这些80年代初出现的小煤矿背景复杂。“在这些人看来，地方是我的，就地建一个煤矿，挖到煤就是我的，那个时候一个村民小组就可以开一个矿。”后来，稍微有能耐的人都想着开矿，再后来官商勾结、官煤勾结使得小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

　　“80年代只有2家矿，80年代末增加到十几家，到了90年代增加到50多家左右，而现在整个宁乡大大小小的煤矿不下百家”，对此，高叔坤深有体会。

　　由于这些挤占国有煤矿资源的小煤矿，通过一些违法的手段，“暴发”也就是迟早的事情。“小煤矿大多把矿井建在大煤矿的旁边，靠搭大煤矿的顺风车，聚敛着巨额财富，仅排水的电费一项，我们每月的费用都在1000万元以上”。

　　由于这些小煤矿的存在，高叔坤所在煤矿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我们每吨煤的排水费用在170~180元左右，占总成本的一半”，而那些依附在我们身上的小煤矿，这笔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小煤矿挨着我们采煤，他们在墙壁上打个洞，有毒的气体就顺着我们的巷道往外排”。

　　如此一来，与一墙之隔的大煤矿相比，小煤矿一吨煤的采集成本便宜上百元，但煤的品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样，一吨将近300元的煤，对于国有煤矿来说刚好保本，而对小矿主来说，则是暴利。

　　高叔坤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煤价是27元/吨，1984年涨到80元。之后更是步步上扬，1997年每吨原煤的价格已升至170元，到了最为疯狂的2005年，每吨煤达到了创纪录的500多元。

　　“与煤价飞涨相伴随的是小煤矿的肆无忌惮”，高叔坤说。“我们现在为数不多的矿藏资源正被小煤矿大肆盗采，日子更加艰难”。

　　“小煤矿四处挖人，他们的工资相对较高，我们矿上好多老工人都过去了”。

　　“曾经有小煤矿老板开价5000元一月请我过去做管理，我不愿意”。“都在这个地方干了20多年了，再干10多年就可以退休了，感情上我十分不舍。如果我一旦离开，退休金，社保，医疗保险就全没了”。

　　现在，高叔坤17岁的儿子正读高三，高叔坤一直在想，“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他去矿上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