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实现“双碳”目标任重道远，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放眼全球，一场空前的经济社会变革已然开启，“双碳”航道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只有那些真正洞见“双碳”目标下革命性变化和巨大潜力的国家，才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行稳致远；只有那些主动顺应碳中和发展趋势，把握绿色低碳转型机遇的弄潮者，才能占得发展先机。

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发达国家，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经历了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由增转降的自然过程。基于经济增长不再以增加碳排放为代价，碳达峰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早日达成碳中和”，始于人们对地球变暖现实的自省与自律，后来成为被各国政府重视的一致性行动。如今，全球承诺碳中和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130个。

再将目光转向我们自身。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路径上，推进“双碳”既是顺天下大势而为，也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推进“双碳”，是我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自然资源是国家发展之基、生态之源、民生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也越来越接近上限。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攀升至73%和43%。铁、铜、镍、钴等战略性矿产品供应长期依赖国际市场；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5%的粮食主产区缺水问题突出；对资源不当利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退化。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传统粗放的增长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从源头上、从根本上跨过资源环境这道坎儿，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抉择。

从长远看，相对于分布极不均衡的化石能源，如果能够构建起以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就将大大降低国际地缘政治对我国的影响，提高能源安全自主保障水平，对构建能源发展新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推进“双碳”，是我国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双碳”时代，世界经济将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全球能源版图面临革命性重构。地球上普遍存在的风、光，抹平了各国在自然资源上的差距，未来能源利用的重点将不再是资源争夺，而是技术竞争。

事实上，新一轮产业竞争已经拉开帷幕。欧盟提出2035年前要完成深度脱碳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研发，美国也计划在氢能、储能和先进核能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日本在可再生能源制氢、储存和运输、氢能发电和燃料电池汽车领域都具有优势，其目标是氢能利用的综合系统成本降低到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水平。竞争远不止此，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潮下，能源、电力、材料、建筑以及生产制造、交通运输等多领域将出现一系列创新成果，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机不可失，我国必须迎头赶上，争创新优势。

全球碳中和带来的改变正在发生，低碳化将成为产业链新标准。仅以苹果公司为例，根据该公司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其原材料获取、零部件生产、芯片制造、产品组装等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现碳中和，这将倒逼整个产业链形成新标准。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只有练好“内功”，才能拿到“通行证”。

——推进“双碳”，是我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

从发展的角度看，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高度同根同源，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与经济转型，是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未来，随着末端污染治理的技术潜力收窄，源头减排将对我国2035年乃至2050年重点地区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发挥更大作用。由此，推进“双碳”的行动，也是当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着力点。

从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生态系统是碳汇的重要来源。推进“双碳”，将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之间共生联系，通过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将带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改善、空气质量净化等多重协同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然向好”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罗建荣摄（中经视觉）

——推进“双碳”，是我国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何去何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实现“双碳”目标，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积极促进国际大合作，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的大国担当。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施，推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新体系。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付诸行动。以此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那就是气候问题亟待解决，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合作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达成的，需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首先，与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还在深入推进，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能源消费继续保持刚性增长。其次，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过渡期短的有近40年、长的有70年，而我国只有30年。

挑战更在于，我国经济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多年来形成的高碳路径依赖存在较大惯性。以能源结构为例，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达85%左右，燃煤发电更是占到全部发电量的62%左右。再看产业结构，世界公认的高碳且难减排的行业，包括煤炭、钢铁、石化、水泥等占比过高。我国钢铁产量全球占比超过50%，水泥产量全球占比接近60%。即便如此，当前一些地方仍抱有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的冲动。

发达国家的经历显示，如果不考虑绿能替代效应，那么碳减排曲线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或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时，碳排放开始达峰并下降。而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这两个结构特征还有一段距离。

李福孙摄（中经视觉）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困难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也要看到，作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综合决策和战略抉择，它既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好高骛远。

我国碳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实现“双碳”目标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加快构建了“双碳”政策体系。

我国拥有开发潜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我国能源禀赋固然可以说是“多煤、缺油、少气”，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不应再被轻视。后者不仅储量巨大，而且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目前，我国已经开发的风能、太阳能均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十分之一，同时还有可观的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固废能源化等。技术进步、规模化经济以及行业竞争，推动过去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急剧下降。2019年全国光伏发电成本相比2010年降低了82%；陆上风电降低了39%，已经形成对煤电的价格优势，并进入平价上网阶段。

特别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已在国际上具有一定优势。历经40年追赶，我国制造能力、研发能力、资金投入能力与市场规模早已今非昔比。以我国风电设备生产为例，在起步阶段的1997年，每千瓦成本高达2500美元，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2010年，降至700美元左右；2015年以后，进一步减至500美元，约为发达国家的一半。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并已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

新能源产业优势不仅得益于制造与创新能力，还因为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支撑。2019年我国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世界比重分别达到30.1%、28.4%和30.9%，2008年至2018年年均增速分别为6.5%、102.6%和39.5%，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仅为2.5%、46.7%和19.1%。上述因素有利于在全球形成磁力场效应，聚拢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为我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换道超车创造条件。

段俊利摄（中经视觉）

显而易见，相对于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我国还拥有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起步较晚，新增的工业产能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可以通过发展绿色产能和绿色基建来实现，避免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锁定效应”。此外，随着以重化工业较快发展为重要特征的工业化接近尾声，诸如前些年开始，钢铁水泥等行业大都出现了产能过剩迹象，传统制造业碳排放将陆续达峰并转入平台期，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将持续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并向各产业领域渗透，将带来巨大的绿色低碳转型收益。

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内在要求。当然，在这样广泛而深远的绿色转型中，一定要掌握好节奏，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机，也要将能源价格保持在相对低廉的水平，既给百姓生活带来真真切切的便利，又使我国制造业继续在世界上保持足够竞争力。

实现“双碳”目标，是多重目标、多重约束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应坚持系统思维，处理好发展和减排、降碳和安全、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多维度关系。它既是一场跨度将长达40年的硬战、持久战，也是我们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治国理政能力大考。

实现“双碳”目标，尤其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党中央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出台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构成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顶层设计，成为“1+N”政策体系中的“1”，其他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能源保障、碳汇能力、财政金融价格政策、标准计量体系、督察考核等保障方案都在推进之中。按照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加强统筹协调为首要之义。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可能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单打独斗”，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扎实推进“碳达峰十大行动”，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汇聚起地方、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强大合力。

推动能源革命是主阵地。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不能盲目追求“去煤化”。应加快建设大型风光电基地、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坚决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尤其是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式；推进新旧能源有序替代，不断提高能源自给率，增强能源供应稳定性、安全性、可持续性。

抓住机遇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必须迈过去的坎儿。在这方面，既要不断做大增量，也要逐步优化存量。做大增量，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优化存量，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加大垃圾资源化利用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能源资源浪费。

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技术为王”，是推进“双碳”的鲜明特征。谁在科技创新上走在前面，谁就将占得发展先机。要更好发挥体制优势，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等学校加快相关学科建设，让绿色低碳发展人才充分涌流。

强化制度创新和系统集成，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推进“双碳”离不开政策保障。破除制约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障碍，进一步完善能耗“双控”制度。健全“双碳”标准，构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尽快补齐基础短板，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财税、价格、投资、金融政策，加大对绿色低碳产品、技术等支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

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义务，是国际大家庭所有成员共同的责任。我国要及时主动把握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发展机遇期，在开放中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促进我国低碳技术发展及在全球范围广泛应用，提升在世界科技治理体系的软实力、话语权，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等提供有力支撑。

袁骏摄（中经视觉）

田文国摄（中经视觉）

胡江涛摄（中经视觉）

罗京来摄（中经视觉）

汤德宏摄（中经视觉）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

推进能源转型首先要明确方向性问题，解决好“立什么”“破什么”。

——立系统。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电能在能源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经济效率最高，有研究表明，到2060年电力占能源消费比重将高达70%以上，绿色电力将是减排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安全可靠的电网，得益于输电技术的进步和快速发展，我国电网是过去20多年来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的特大型电网。但在“双碳”目标下，这张“网”将面临巨大考验。按照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测算，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数十亿千瓦，成为电力供应主体。

大规模高比例的新能源并网，给电力系统带来全新挑战：电能是一种特殊商品，发用需实时平衡，而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大幅增加系统运行风险。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积极构建功能更加强大、运行更加灵活的新型电力系统迫在眉睫。

——立市场。

能源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能源转型过程中各类主体间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放开能源价格、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已成为必然趋势。

经过多年探索创新，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市场有序放开，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取得关键进展，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体制机制初步完善，但总体上仍跟不上能源转型变革的步伐。

2021年10月，“市场煤”“计划电”的价格机制导致飙涨的煤价无法有效传导至电力终端用户，煤电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部分地区电力紧张。历史上，我国也出现过油荒、气荒、电荒、煤荒等紧急情况。近年来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后，又出现过严重的“弃风”“弃光”问题，这些现象几乎都与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双碳”目标下，如何把市场组织好，合理高效配置能源资源显得尤为迫切。只有发挥好市场的基础作用，才能在能源转型中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全面提升能源治理效能。

——立技术。

科技创新是推动低碳转型、降低用能成本、保障能源安全的根本动力。石油和天然气是第二、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由于世界能源消费中心与能源资源富集区域的失衡和错配，历史上围绕油气资源争夺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而全球可再生能源富足、分布均衡，开发潜力巨大，只要有技术就可以稳定经济地利用这些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碳中和时代就是要从过去的资源依赖走向未来的技术依赖。

在国家能源科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我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明显提升，水电、风电、光伏、核电、输变电等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仍有待提升，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能源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比如，风电主轴轴承、氢燃料电池多项核心部件严重依赖进口。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在碳中和时代引领全球能源转型、提升全球竞争力，我国必须在绿色技术上有更大作为，亟需谋划布局、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国家重大前沿科技项目，聚焦化石能源绿色智能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储能等重点技术，深化应用基础研究。只有从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有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主动权。

——破传统化石能源结构。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共同挑战。2021年全世界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是82%，化石能源占比高是共同问题。对我国而言，难在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超过一半。

数据显示，使用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气高70%，我国能源系统产生的碳排放超过70%来自使用煤炭。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推动煤炭消费加快集中化和清洁化利用步伐，但煤炭仍是主体能源，是碳排放量巨大的首要原因。

实现碳中和，最重要的路径就是用低碳能源和零碳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决定了我们必将为此付出艰苦努力，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合理调控油气消费的部署要加快落地。控制新增煤电项目、推动重点用煤行业减煤限煤、有序推进散煤替代等减煤举措也要坚决有力，以实现“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的目标。

能源转型要从供给侧发力，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供给革命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如何推进新能源加速发展，如何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有序退出，都必须处理好“进”与“退”的关系。

能源是工业的血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能源转型能否成功，关键看新能源能否大规模替代。要在能源低碳化过程中，保障经济合理增长，核心就是要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安全可靠地发展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比重达43.5%。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

这是位于四川盐源县棉桠镇核桃源村的棉桠光伏电站。江宏景摄（新华社）

雾霾少了、天更蓝了，这是老百姓近年来的真切感受，这方面可再生能源功不可没。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达到6.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替代煤炭近10亿吨，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达17.9亿吨、86.4万吨与79.8万吨，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障。

不过，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给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考验。2021年9月，我国东北多地由于风电骤减，电力供应缺口一度增加至严重级别，电网运行面临事故风险，为保证电网安全运行，不得已拉闸限电。如不下大力气解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安全性问题，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新能源的脆弱性会加剧能源系统的安全风险，类似的安全事件将继续上演。

推动新能源加速替代的“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注重安全可靠性。要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市场化发展，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积极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健全完善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转变，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坚强保障。

推动传统化石能源的“退”，不能搞“一刀切”。我国能源转型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煤炭。减煤被视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措施，但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减煤速度过快、力度过大，将削弱煤炭对保障能源体系安全运转的“托底保供”作用。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个省份重现供电紧张，采取“有序用电”“拉闸限电”等应急手段。如果煤电退出操之过急，今后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缺电现象和电力价格波动可能会频频出现。

韩俊烜摄（中经视觉）

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须扎实做好煤炭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我国能源禀赋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已探明煤炭储量占我国化石能源的90%以上。同时，我国煤炭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仍处主导地位。考虑到煤炭生产消费数量大、比重高，大规模替代并不容易。再者，去煤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新能源的发展也需要煤炭助一臂之力，应务实推动二者优化组合。由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何利用好煤炭这一稳定、经济且自主保障程度较高的能源，对我国能源转型、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为此，在合理有序推动煤炭消费减量的同时，应抓住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尤其在燃煤发电领域推动提效升级，在现代煤化工领域推动产品高端化、高值化。此外，要稳定石油消费规模，提高自产原油占比，增强天然气勘探开发和规模化生产能力，将其作为减煤过渡期的重要支撑性能源。

推进“双碳”背景下的能源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供需两端发力。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作为重要方面，既要“减”得下去，大力推进节能提效；又要“加”得上来，不断增加绿色能源消费，并保障原料用能。

——做好“减法”，节能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

节能在减碳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其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且仍在不断增长，能源供给存在压力，要从需求侧进行调节。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在52.4亿吨标准煤左右，如按现有能效水平，2060年该数字将突破100亿吨。如果敞开口子消耗能源，不仅无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也将超出我国资源环境承载上限。其二，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节约空间也很大。202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能源效率仍然偏低。终端环节节能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终端设备每提高1%的相对效率，就相当于能源生产环节提高5%左右的相对效率，节约1千瓦时电能相当于节约3倍左右的一次能源，可以创造比电自身价值高44倍的产值。因此，要维持原有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降低碳排放，必须贯彻节约理念。

一直以来，我国坚持节能优先的长期战略，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4.4%，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12.7亿吨标准煤。2012年至2019年，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

考虑到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我们需进一步落实节能优先方针，将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工业和居民部门“两手抓”。

首先，要深度推进工业部门节能提效。当前，工业部门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70%左右，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激活节能内生动力。通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大力压减高耗能高碳排放能源消费，遏制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其次，需提升对居民部门节能的重视度。目前我国居民生活用电量远低于三大产业用电量，但参考发达国家经验，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将成为能源消费主力。必须着力提高居民节能意识，加强清洁低碳生活方式宣传，并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形成崇尚节能的良好氛围。

——做好“加法”，增加绿色能源消费是关键。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尚未与能源消费增长完全脱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仍需要大量能源支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控制能源消费强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要处理好减碳与发展的关系，避免限产式能耗“双控”，让经济进一步承压，确保低碳转型可持续。

在不大幅影响经济增速的前提下推进能源转型，要更加注重增加绿色能源消费满足新增用能需求。在消费环节给一个“增”的空间，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给和消费，既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体现，也是确保安全降碳的要求。

推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向原料利用转变也是重要路径。2021年9月中旬，全国多个省份出现限电，尤其是重工业。一些地方对于双控政策的把握不到位，部分化工企业正常运行受到冲击，由于管控方面无法将燃料用能和原料用能加以区分，“一刀切”地削减用能总量，导致企业生产停滞，产品无法被生产出来。这种将原料用能纳入全部能源消费的统计，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原料用能是将煤化工、石油化工等材料转换为原料进入工厂生产环节，并不是直接将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出去，而是二次利用转化为原料投入生产。按照中央关于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要求，各地政府应当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差别化管理，正确反映行业发展和能源利用情况，做到科学考核，保障企业原料用能，充分发挥化石能源原料功能，进一步拓宽化石能源利用方向、途径和范围。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能源转型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新路，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勇于攻坚克难、赢得胜利，中国能源安全、低碳、高效转型的道路就一定是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