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2016年度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完善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案，严控高耗煤项目新增产能，加快推进煤炭消费减量工程和措施，加强形势分析和预警调控。

近年来，因产能过剩、需求低迷等一系列因素，国内煤炭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产煤大省山西受到的冲击尤为厉害，大型国有煤企亏损严重。

“寒冬”中的山西煤企急需资金解决燃眉之急。7月13日，山西九大煤企及相关厅局在北京金融街路演，对各大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宣讲推介，希望藉此“让投资者能够客观理性地认识煤炭产业，并做出客观理性的投资决定”。

虽然山西晋煤集团（下称“晋煤”）7月19日发行的2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挂牌10分钟即被抢购一空，被媒体解读为路演推介后“积极效果显现”，但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要想恢复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煤炭行业的信心，并非易事。

而对于浙江煤老板来说，此前在山西投资煤矿的经历，成为他们不愿触碰的一面。

煤企债务高企

7月13日在北京金融街举行的 “山西煤炭产业发展专题推介会”（下称“推介会”）上，山西省政府金融办负责人表示，债券市场已经成为煤炭行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从2005年起各企业发行债券6182亿元，现有余额3414亿元，上半年新增发行687亿元。

但在目前的产业寒冬下，煤炭价格低迷，煤企效益下滑乃至亏损，直接导致投资者对行业和企业信心不足，对煤企发行的债权采取观望态度，从而让煤企融资遇阻。

以国有煤企晋煤为例，受之前国内数起债券违约事件影响，晋煤超短融一度因募集规模不足而取消发行。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晋煤7月19日开始发行的2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挂牌10分钟即被抢购一空。此次短融综合成本为4.5%，创今年4月以来煤炭AAA企业债券的新低。这被媒体解读为山西九大煤企路演推介后“积极效果显现”。

由于近年大规模扩张，亏损严重的晋煤负债率持续攀升，迫切需要外部资金支持。自2013年末至今年3月底，晋煤负债总额从1711.6亿元攀升至1778亿元，资产负债率从79.86%攀升至82.33%。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偿债压力较大。今年1至3月，晋煤实现营业总收入346.05亿元，净利润-0.75亿元。

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财经，在山西，像晋煤这类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负债率基本都在80%以上（按账面资产计算），属于资不抵债。如果没有银行系统支撑，企业根本无法正常运营。

根据企光大证券固定收益研究部门的报告，截至2015年年末，山西七大省属煤炭集团的负债总额近1.19万亿元，体量相当于山西2015年GDP（1.28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82.5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的存量债券规模达2162亿元，其中超过2000亿规模的债券将在未来5年内到期。

业内分析认为，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的短期偿债压力较大，若未来债券市场融资环境趋紧或发生不利变化，将对煤炭企业的偿债能力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变味的煤改

过去几年间，为了走出煤炭行业困境，山西对煤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施了兼并重组、去产能等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而煤企兼并重组，更是引发了不小的非议。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责令到2010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通过大企业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山西省总产量的75%以上。山西大型国有煤企据此对中小民营煤企展开大规模并购整合，由此开启中国规模最大的煤企重组。

围绕大型国企展开的山西煤改，让煤老板除了“卖身”国企外，根本无路可选。此处值得对比的是，同为产煤大省，内蒙和陕西也曾进行过煤改。据业内人士介绍，内蒙的煤改是不分所有制的，而山西煤改则必须是国企控股或彻底收购。

一位亲身经历过国企并购的煤老板向网易财经回忆，其与某国企的谈判长达两年，但一直未能谈妥。最后一次谈判时，该国企董事长直言：“我不想并购你们，但这是上面的任务。如果今天还谈不成，明天就让纪检委和你们谈。”迫于无奈，这位煤老板只能选择签字，被国企低价并购。

曾代理浙江煤老板官司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族春对网易财经表示，在山西煤改过程中，很多协议都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

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财经，当时山西国企通过低价整合，拿到了很多民营煤矿资源，都是按市场价50%-80%的价格收购的。这些煤矿，基本是煤老板从当地村里或乡镇政府获得的，相应缴纳了承包费用。不仅如此，后来地方政府还让煤老板们缴纳国家资源费，并按储量缴费。但很多煤老板的资金都已投入煤矿，根本无力再缴纳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事实上，2008年开始的这一轮山西煤改，已不是煤老板第一次遭遇兼并重组。早在2005年，山西省政府就已对煤矿进行过第一轮整顿重组。亲身经历过当年煤改的褚向东告诉网易财经，当时所有的煤老板都不愿交出自己的煤矿产权，但整合期间煤老板们被要求停止开采。

对于山西煤改，国内较早研究能源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不管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必须是公平自由交易，不能靠行政手段干预，现在看来这是改革的倒退。”

煤老板损失惨重

表面看似平静的山西煤改，实际上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09年9月28日，山西省下发《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资源价款处置办法》，规定兼并重组的主体企业应向被兼并者退还资源价款，并按原价款标准的50%给予经济补偿。按照估算，这个标准远低于市场的评估价格。

而在此前，多数煤老板通过2006年煤炭产权制度改革，缴纳资源价款后，已可让手中煤矿在二级市场上自由流转。但在山西煤改中，煤老板们的煤矿还是被强行重组或关停。

山西煤改“一刀切”的整合模式，直接将大批山西及浙江煤老板推向悬崖边缘。而受伤最严重的，当属浙商投资群体。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浙江煤老板，在这一轮整合潮中几乎全军覆没。

“据估算，在山西煤改中，浙商总体损失不下500亿元，其后遗症至今依然存在。”吴族春律师告诉网易财经。

据称，当年以周德文为代表的浙江煤老板群体损失惨重。煤改期间，不少民营矿山被断水断电，导致浙江煤老板每天都在亏损。

知情人告诉网易财经，有位浙江煤老板曾在山西煤炭市场最高价位时以几亿元买入一处煤矿，但接手不久便遭遇煤改，最后赔偿连购矿款1/3都不到。

这位被逼走投无路的浙江煤老板，找到当初购矿的卖家，前往其家中谈判。他向卖家直接摊牌，称在市场高价位时买入的矿山遭遇煤改，损失惨重，无法面对身后所有连带关系的投资人，已彻底走投无路，要求退还一部分购矿款，否则就“同归于尽”。面对这位煤老板的威胁，卖家最终选择退还一部分资金。

网易财经了解到，很多浙江煤老板的资金都是通过民间集资而来，在他们的身后，有着大批连带关系的投资人，这是浙江、福建等地常见的民间集资方式。正是这种高效运作的融资模式，让浙商以小博大，不断地转战房产、石油、煤炭等领域，获取丰厚的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西煤改中利益受损的浙江煤老板，曾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未能如愿。

历经山西煤改后，多位受到重创的浙江煤老板选择退出煤炭行业，并且无一例外地对当年的遭遇保持沉默。

曾代表浙江煤老板打官司的浙商练强本对网易财经感叹：“过去的伤疤不愿再去揭开，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