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多、效率低”，一直是煤矿为人诟病之处。“减人提效”，煤矿自身也喊了很多年。久知其病而不得治，其中必有蹊跷。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问题就要从问题产生的根源追起。在煤炭企业改革持续深化的当口，我们不妨探讨一下煤矿用人多，多在哪儿，为什么用人多？

　　用人多表现在总量和结构上

　　用人多，一是表现在总量上。据前几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煤炭职工有550万人之多。于是有人常以此与美国比，人家年产煤近10亿吨，煤矿职工只用了10万人左右，以此证明我们的落后。其实这种比法并不科学。因为美国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露天矿，即使井工矿也比我国煤矿赋存条件好得多，用人自然会少。当然，这也与我国整体发展水平有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将近五分之一，但用工量却占世界总用工量的40%以上。所以，煤矿用人多，与我国煤矿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相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容易盲人摸象。

　　二是表现在结构上，主要集中在老矿区老矿井。近些年新建成投产的矿井，即使是千万吨级的，用人一般也能控制在千人左右。但在一些矿龄30年以上的老矿，百万吨级甚至几十万吨级的矿，用三五千人都不罕见。东部某年产400万吨的矿，上世纪80年代投产，现在竟是“万人大矿”。这在客观上是与煤炭工业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从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以前，除了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几年等部分时段，整体上，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保障供应”一直是煤炭行业奋斗的目标。煤炭作为国家基础能源，供应紧张必然刺激生产，而在生产力水平没有革命性提升的情况下，要“多出煤”就只能多开掘进头，多开采煤面，依靠加班延点、人海战术，这就产生了用人需求。而在计划经济时期，用人基本上是刚性的，一旦进了煤矿基本上就扎根了，所以煤矿人数不断增长。

　　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政策的“负作用”问题。上世纪80年代起，为解决煤矿职工短缺和稳定问题，“农转非”政策实施。据说有100多万名矿工的家属进入矿区。这一政策即使在现在看，对稳定煤矿职工队伍也是利好方面多。进了“公家门”，就要吃“公家饭”，于是，煤矿围绕煤、依托煤兴办了大批集体性质的企业，用于安置“农转非”进来的矿工家属，于是企业人数成倍增长。

　　到了新世纪，“农转非”一代矿工的子女已长大成人，矿区的独立性决定了就业出路的狭窄，他们只能“背靠大树好乘凉”，依靠企业进行安置。2009年春天，记者曾在东部某集团公司机关，看到800多名职工子女为谋求企业安置而“集体散步”。而据该企业摸底，当年需安置的职工子女超过万人。为了稳定，为了让大家都有饭吃，于是矿上明明不缺人，也必须招工，队伍再次壮大。

　　新井为何没有消化掉多余用工

　　有人提出疑问，“十一五”末期到“十二五”期间，煤矿投资巨大，建设了那么多新井，为什么没有消化掉多余的用工？这需要分析来看。

　　一方面，这期间所建新井，现代化程度都比较高，用人自然就少，而且需要的也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矿工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异地建井，基本上只能解决“新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技术水平能够适应新矿井需要的矿工，也面临着在异地工作较难的现实困境。这一代人，基本上“上有老下有小”，长期离家工作的难处可想而知。即使有个别摆脱了种种羁绊，但新型矿区多数以生产为主进行规划设计，日常生活的不方便也挑战着他们“异地安家”的打算。西部某省，在离老矿区300公里左右的新矿区建设了大批新井，并开出了比原矿区高1.5倍以上的工资。多数人兴高采烈地去了，很快又选择了“回流”。还有，新建矿所在地的政府，往往把安排本地人员就业数量作为配置资源的前提条件，这也限制了企业转移现有职工的规模。现在，众多的煤炭企业已经认识到，“异地建矿分流人员”只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存在不小的距离。

　　煤矿用人多，还有一个原因是职工的职业转移能力较差。一方面煤矿工种在社会上通用性较差，限制了职工职业转移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与职工自身的学习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不强有关。即使职工自己想走，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喊，但由于“两老一小（老矿区老职工、子女）”的客观存在，“减人提效”至今还停留在口号阶段。问题已经清晰，只要政府、企业都坚持“以人为本”、“谋事要实”，相信一定能找到职工、企业、政府都满意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