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的“罪名”

3年前，清华大学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姚强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会议主题是探讨煤炭清洁利用，有一个现象他记忆很深：当美国博地能源公司高层上台演讲时，一群学生涌进会场抗议，他们统一穿着“NO COAL(抵制煤炭)”字样的T恤，不管台上的演讲人如何解释燃煤可以实现清洁化，这些学生都坚决抵制煤炭。

美国博地能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私人煤炭企业，至今有132年的历史，近年来遇到越来越多的煤炭抵制者的声讨。这些抵制者认为煤炭是肮脏的行业，铁了心赚钱而不顾全球环境。

此外，“化石燃料撤资行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去年9月，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基金宣布撤出在化石能源领域价值6000万美元的投资；同年10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宣布将沽出所持有的在7家煤炭和石油企业、总值1600万澳币(约8500万人民币)的股票。

“其实，美国2014年煤炭消费总量大约是8亿吨，而中国消费煤炭量大约是36亿吨，是美国的4倍多，从更远处看，中国消费掉了全球50%的煤炭。”姚强告诉新金融记者。对于中国，煤炭是最廉价且最易开采的能源，支撑起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作为高污染高碳的能源品种却给环境带来更严重的污染。

根据《中国气候公报》统计数据，2003年以前，中国年均灰霾日数均低于常年值9天，但是2004年以来增长迅速，年均值达到12～20天；2013年中国年均灰霾日数高达36天，全国范围内有20多个省(区、市)出现了持续性灰霾。

在灰霾天数增加的时间轴上，煤炭的消费曲线也随之上扬。从1980年至今的30余年内，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量的比重一直在 70%左右，远高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20%左右的平均值。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使用量急剧增加，从2000年的14亿吨增长到2012年的35亿吨，12年间增长了2.5倍。

以上数据来自《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报告》，这份报告由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环保部环境规划院、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专家参与完成，在2014年10月20日正式发布。

这份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煤炭的使用中排放了大量的大气污染物。对于SO2、氮氧化物、烟粉尘、一次PM2.5和Hg等主要的大气污染物，煤炭直接燃烧以及和煤炭使用直接相关的行业都贡献了超过60%的排放量。

环保理想主义or煤炭现实主义

燃煤是灰霾元凶，已是既定事实，成了众矢之的。关于是否“去煤化”的争论就愈加激烈。核电、风电和光伏企业纷纷表态自己是灰霾战士，是煤电的合理替代者。

其实从去年开始，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吴新雄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表态，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地将不再新建火电项目。一些耗煤大省也陆续制定自己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试图以此来改善日益恶化的空气质量。

强调“去煤化”可以归为环保的理想主义者。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就占到了这一队。他认为，中国总是依赖自己的煤炭资源禀赋，煤炭既廉价又易于开采，过分强调能源供给安全，而忽略了整个环境的承载能力。

他对媒体举例称，德国和日本，包括韩国，都是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是极缺乏资源的，能源资源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得很好。而我们的煤炭不是一直都占到这么高的比例的，是经济跨越式发展才使得煤炭消费越来越多。

相对廉价的煤炭支撑起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于不同能源形式之间的经济性差异，陈卫东还做了比较，一个单位煤的价格约为3美元/百万BTU(英制热量单位)，而一个单位的天然气都要7-8美元/百万BTU，中国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在11-12美元/百万BTU，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11美元/百万BTU。

“所以从经济性上看，我们不得不从经济的煤和不廉价的清洁能源之间做出权衡，也可以说是煤炭的现实主义和环保的理想主义权衡。”陈卫东认为，能源转型一定是一个成本增加的过程，总要有人买单的。这方面要达成全民性共识，即要为能源转型、减排减污承担一部分成本。

虽然站在煤炭现实主义这一边，清华大学姚强承认说，过去几十年国家过分强调了煤炭富集这个资源现实，而推延了污染物排放压力下能源结构转型的步伐。“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的基本方向不会改变，这需要漫长的时间过程，我预计要到2025-2030年之间，我国煤炭消费的绝对量才可能下降，所以煤的基础能源地位在20-30年之内很难被撼动。”

“一味地强调‘去煤化’并不现实，而是要尽量控制煤的使用，煤炭消费量还是会每年递增，因为经济要增长，但是煤炭消费增量的部分尽量用清洁能源去填补。”姚强认为这个方案更具可行性。

方案可行，实现起来却是时间的问题。由于中国石油(10.77, 0.06, 0.56%)、天然气等其他化石能源资源相对比较贫乏，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虽然发展潜力巨大，但是大规模应用前，还有很多的配套技术障碍需要解决。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主要地位不会改变。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环球资源公司合作人、托普索公司副总裁刘科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2013年中国的煤耗是36亿吨标准煤。天然气再发展大概在短期之内也顶多就是2.6亿吨标准煤，核能再给10年时间也就是发展到1亿吨的标准煤，水电也就不到3亿吨。这3个加起来也就是6.6亿吨，而我们的耗煤是36亿吨。短期之内，要把煤炭压下来或者把煤炭取代，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我同意大气污染煤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不认同去煤化，煤完全可以利用的非常好。”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环境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冯银厂告诉新金融记者，燃煤会造成污染，但是在不断提高利用效率和运用清洁技术，即使在燃煤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把污染物排放降低很多，这是煤炭现实主义者最主流的观点。

煤炭的未来

尽管屡遭非议，但是美国博地能源公司坚持认为，以美国的经验表明，煤炭绝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解决方案，只要在利用煤炭的时候，采用负责任的方式。

上述负责任的方式主要是指清洁煤技术的推广应用。而清洁煤是一个全产业链的概念，涵盖上游的煤炭(及煤层气)开采、洗选，中游的运输、发电、冶金、化工生产，以及下游“三废”的处理回收、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

“我们近几年才意识到灰霾的严重性，但是在20-30年前，我国一些科研机构就开始研究清洁煤技术了。”1983-1986年期间，姚强在清华大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便是低氮氧化物燃烧器技术，而如今燃煤排放的氮氧化物才被受众所关心。

这样看来，煤炭的清洁化利用已经有了成熟的技术，但是在推广和应用上却遇到很多障碍。例如在煤炭开采出来后的洗选环节，据了解，煤炭洗选可脱除煤中50%－80%的灰分、30%－40%的全硫，而洗煤成本大约是8-20元/吨，这对降低煤炭对大气的污染是经济可行的。

现实是，我国煤炭入洗率不到40%，而美国是75%，欧盟是90%以上。冯银厂认为，造成这个现状最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利益，因为洗精煤要贵一些，很多耗煤小企业和家庭散烧煤用户不愿意负担这些增加的成本。他经常在煤矿看到，煤矸石(采煤过程和洗煤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物)堆成山，煤矿工人随便磨一磨压一压掺些好煤就卖出去了，他也经常在天然气没有普及的地区看到，一些供暖锅炉烧的煤都是不能充分燃烧、高灰高硫的煤，污染物排放量很大。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约有70万台工业锅炉没有系统性的脱硫脱硝除尘，另外还有5000万吨家庭散烧用煤，这些散烧煤每年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总量，约等于10亿吨没有经过清洁化改造的电煤。而在煤炭洗选环节，国家标准只是参考性的，而不是强制执行。

“调整能源结构很重要，但是在短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优化用煤结构更加重要。”冯银厂认为，煤炭最佳用途就是发电，因为发电的燃煤利用效率比较高，污染物排放量比较少，且火电厂相对集中利于监督管理。

据了解，美国消费的煤炭中有94%都用于发电，欧盟和日本的这个比例都在85%以上，而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中只有不到50%用于发电，其他领域用在了燃煤锅炉、钢铁、建材和生活领域。

发电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主要方向。根据国家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行动计划，新建燃煤机组供电煤耗低于每千瓦时300克标煤，污染物排放接近燃气机组排放水平，2020年现役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供电煤耗降至每千瓦时300克标煤。

姚强介绍说，在2000年，我国每千瓦时供电煤耗平均是392克，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煤耗水平(大概在335克)，但是到了2013年，我国平均把供电煤耗降到了321克/千瓦时，已经是世界非常先进的煤耗水平。

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现在是世界上最干净的火电厂，供电能耗在276克/千瓦时，“但是最落后的电厂也在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改进，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落后电厂都关掉，我们还需要稳定的电源保证。”姚强说。

姚强认为，我国常规污染物已经达到了峰值，现在控制大气污染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共识，这是不会逆转的，他的乐观建立在，“现在我们有能力去控制污染，对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有严格的减排要求，虽然短期一两年内不太明显，但一二十年之后空气质量就会明显改善。”